我们党是一个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并从中汲取前进智慧和力量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先后作出了三部历史决议，分别是《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制定于1945年，下文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制定于1981年，下文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和《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制定于2021年，下文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虽然三部历史决议制定主体、针对问题、时代背景等有明显区别，但蕴含着共有的本质特性。深入分析三部历史决议的共性特征，有助于进一步把握党的历史决议的政治本质。

　　一、制定历史决议的根本目的是统一思想、增进团结 

　　制定“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为了系统总结建党之后特别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前的党史及经验教训，让全党搞清楚党史上历次错误路线的表现危害、产生根源以统一认识。毛泽东在1943年指出：“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481页）针对“左倾”教条主义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惩办主义错误做法，注重在弄清认识是非、提高思想觉悟的基础上实现全党的团结成为“第一个历史决议”制定的基本方针。毛泽东在1944年再次指出：“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采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937—938页）正是坚持“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第一个历史决议”实现了既明辨是非又增进团结的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要实现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必须澄清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党的八大之后到改革开放前的党的历史的混乱认识，必须在如何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上形成一致。邓小平指出：“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这个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2页）“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后邓小平总结：“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真正是达到了我们原来的要求。这对我们统一党内的思想，有很重要的作用。”（同上）“第二个历史决议”在公正评价新中国成立之后32年历史功过是非、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的基础上保证了党的团结统一。谈到“第三个历史决议”时，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民主生活会上强调：“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善于在总结历史中统一思想、统一行动，是我们党的成功经验。党的团结统一首先是政治上的团结统一。……党中央决定，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个重点。这对全党在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上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胜利具有重大意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专题民主生活会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12月29日）

　　党的团结统一必须有引领团结的旗帜、统一行动的理论，三部历史决议从“两个空前”到“两个公认”再到“两个确立”为我们党树立起看齐对标的旗帜。“第一个历史决议”指出，“全党已经空前一致地认识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的正确性，空前自觉地团结在毛泽东的旗帜下了”（《中国共产党两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73页）；“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毛泽东同志被公认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产生的毛泽东思想被公认为党的指导思想”（同上，第83页）；“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6页）。

　　二、制定历史决议的政治立场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长远利益

　　历史评价主体所持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对历史过程、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认识视角和评价原则。毛泽东在对“第一个历史决议”草案的说明中指出，决议中“哪些政策或者其中的哪些部分是正确的或者不正确的，如果讲的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今后的斗争有利益，对今后党和人民有利益。正确和错误的标准自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人民利益同样是标准”（《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页）。正是以人民利益为标准，“第一个历史决议”才能正确指出“左”、右倾的错误并确立正确的路线，才能在分清是非的同时“不算旧账”。邓小平指出：“评价人物和历史，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才符合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愿望。”（《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44页）围绕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一重大问题，黄克诚指出：“对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更不能从我们个人的利害得失、个人的愤懑不平出发。……丑化、歪曲毛主席，就是丑化我们的党和国家。那样做，会危害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危害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黄克诚传编写组：《黄克诚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12年版，第591页）“第二个历史决议”之所以能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区别开来并科学确立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根本原因就在于坚持了人民利益这个价值立场。“第三个历史决议”通篇都贯穿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政治立场，把人民利益作为判断是非对错、得失成败的根本标准，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主题主线来阐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用中国人民前途命运的根本改变来实证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的光荣正确，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辉前景激励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勇毅前行。

　　党的初心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为着初心使命而接续奋斗的历史。分析评价历史决策的对错、历史人物的功过、历史事件的影响都必须放在人民利益得失这个天平上去判断和衡量。透过历史决议，我们既能看到中国共产党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也能看出正是以人民立场作为历史判断的标准，中国共产党才具备了正视历史、研究过往、坚持真理、直面错误的智慧勇气。

　　三、对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的定性把握本质一致并逐步深化

　　对历史上重要的人和事、重大的决策政策作出政治结论是历史决议的重要任务。三部历史决议在历史结论上先后承继又不断迭加。先后承继表现为对历史上重大是非的结论保持了基本稳定，不断迭加则表现为随着认识的深化、历史的发展而又不断作出新的概括。历史结论在宏观层面的承继迭加体现在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根本性问题的规定上。“第一个历史决议”把党从1921到1945年的历史定性为“为实现新民主主义而进行的二十四年的奋斗”的历史；“第二个历史决议”则既承继“第一个历史决议”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定性，又进一步把新中国成立之后32年的历史定性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取得巨大成就的历史”；“第三个历史决议”在坚持上述两个决议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党的百年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历史结论在中观层面的承继迭加体现在对历史上重大是非问题的评价上。虽然具体表述有所差别，但都把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右倾思想的错误领导，把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因于“左”倾路线的错误领导，把错误发生的根源都主要归结为社会原因、历史原因，把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都作为党的历史上极为重要的转折点，等等。尤其是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作用的评价等都保持了实质一致。历史结论在微观层面的承继迭加体现在具体的表述中。对比三部历史决议可以发现，有些表述语句字词完全一致，有些表述虽有差别但内涵基本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我们党已先后制定出两个历史决议。从建党到改革开放之初，党的历史上的重大是非问题，这两个历史决议基本解决了，其基本论述和结论至今仍然适用。”（《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80页）“关于党的十八大之前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任务、重要人物，前两个历史决议、党的一系列文献都有过大量论述，都郑重作过结论。这次全会决议坚持这些基本论述和结论。”（同上，第81页）三部历史决议在时间节点上呈现出历时性但在重大认知上却表现为共时性，既反映出我们党对自身历史认知根本观点上的总体稳定性，也表明我们党在党史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观上的高度连续性和长期一贯性，从而为正确认识党的历史、党史上人物提供了基本依据。

　　四、党总结研究历史的政治智慧在于坚持党史研究的科学方法

　　制定历史决议必须深入研究历史，既要用正确的立场统领史料，还要用科学的分析明辨是非；既要用科学的逻辑来摆事实，也要用科学的论证来讲道理。三部历史决议在研究历史、文本形成的过程中坚持大历史观方法，做到了分析上实事求是、结论上严肃严谨、目的上重在规律，体现了我们党善于研究总结历史的政治智慧。我们党在制定历史决议时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实事求是为原则、采取全面研究、系统分析、综合评价的方法。毛泽东指出：“如何研究党史呢？……通俗地讲，我想把它称作‘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00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6—57页）三部历史决议正是以实事求是为基础才能以宏阔的视野来研究党的奋斗历程、分析是非正误、论证历史成就。三部历史决议对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结论十分严肃谨慎。毛泽东就“第一个历史决议”指出：“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很多东西在讨论中你们提出来了，这很好，叫做谨慎从事。”（《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页）陈云就“第二个历史决议”指出：“关于建国以来三十二年党的工作的错误，一定要写准确，论断要合乎实际，要把它‘敲定’下来。……‘敲定’是上海话，敲是推敲的意思，定是确定的意思，就是说反复推敲，反复斟酌，使它能够站得住，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陈云传》〈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1544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三个历史决议”制定时间达8个月之久，其间，反复征求意见、多次开会审议、修改547处。三部历史决议无论是对成就的阐述还是对错误的分析最终都落脚在进一步提升我们党对自身建设和事业发展的规律性认识上。“第一个历史决议”用三个“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指出”总结了在克服党内错误的正确态度、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正确方式、党的正确奋斗方向等方面的规律性认识，“第二个历史决议”以“二十八年斗争胜利充分说明”和总结“建国以来正反面的经验”的角度来提出富有规律性的认识，“第三个历史决议”则更为系统全面作出“十个坚持”的经验总结。

　　通过三部历史决议可以看出，我们党研究历史总的方法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性原则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方法结合起来，坚持唯物史观、大历史观，以对党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求实求是的精神来研究历史、建构历史。这一研究方法同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特质高度一致，同党作历史决议的政治意图高度契合。